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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祝愿完美生活能如花儿灿烂,

张兆和虽然独立开放,但毕竟是个名门所出的大家闺秀,看到这样的文字,不禁气红了脸。羞恼之下,她推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把沈从文寄来所有的信摔到了办公桌上,要胡适给她个公道。
也幸亏如此,否则如果盛宣怀从电报局总办的位置上被调离,在接下来中国和大东、大北公司的交锋中,能不能像历史上一样大胜,就很难说了。
可巧的是,那天登莱道台李希杰前往胶州,这位大员还颇有职业素养,知道密码本的重要性,随身带着。这一带不要紧,他手下大大小小十几名官员大眼瞪小眼,谁也不知道密电里说了些什么。朝廷有严格规定,哪一密级的电报由哪一级官员译出,不得僭越。慈禧太后发电时用的是最高密级,衙门的电报生只能翻译出加密的内容,至于内中说了些什么,除了李希杰的电报本,整个烟台谁也破译不了。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1913年湖北都督府改组,饶汉祥从内务司长升到了民政长,在就职布告里说“汉祥,法人也。”他想说他奉行的是法家思想,可惜省字省错了地方,变成了法国人,被传为笑谈。后来章太炎特意拿他“储贰”那件事和这事儿作了一副对子:“黎元洪篡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骆成骧在成都听到袁世凯气死的消息,心中大喜,挥笔写了一首《咏剑诗》。其中有两句:“聊凭掣电飞三剑,斩取长鲸海不波。”那“三剑”说的便是为陈宦出谋划策,讨袁三电的事。而后一句,则充分展示了这位老夫子的得意心情:不动兵戈,不起战乱,只消三封通电便让元凶授首,这是何等的功业。
说起莫尔斯这个人的发明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此人在开始研制电报机之前,根本不是理工背景出身,而是一位地道的文科生,而且在艺术领域造诣非凡,已是美国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他甚至在1826年到1842年还担任过美国美术协会主席这一职位。为了谋生,也为提高绘画水平,他于1829~1832年间携笔欧游,博得了旧大陆同行和收藏家的不少赞誉。正是在这次旅行的归国途中,他命运的指针悄然被发明之神拨动了。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张其锽总喜欢说这些韬略是源自家学。他什么家学呢?他老婆有一个哥哥叫聂云台,聂云台有个老爹叫聂仲云,都是民国史上有名的豪商。但真正的家学根子却源自聂仲云的夫人,他夫人叫曾纪芬,曾纪芬的父亲在湖南乃至全中国都赫赫有名,叫曾国藩……
进入民国以后,清廷每隔一省递增费用的计费方式被取消,电报只分为同府、同省、出省三种,不再另外计费,分别降低到三分、六分和一角二分。民国25年,收费改为法币;12年以后,又改为金圆券。等到1949年经济行将崩溃的时候,寻常的收费方式已经不管用,而是按基数乘以穗、桂、京、沪、汉、兰、昆、渝等8地的大米、报纸、电料等价格总倍数计算,每旬调整一次。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饶是百般交涉,中国人就是咬着死理不松口,这可苦了投资方。
终于,1844年5月24日到了,这是一个注定要载入人类史册的日子。这一天,莫尔斯来到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用自己发明的电报机拍给了离华盛顿64公里之远的巴尔的摩一封名垂千古的电报:“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历史上第一封真正意义上的电报,被誉为“思想的瞬时大道”的电报时代于焉始之。而第一封新闻电报则是在同年5月25日,华盛顿记者发给《鲍尔齐莫亚爱国者》报主编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一点钟,关于俄勒冈议案应提交给会议全体人员的动议被提出。动议被否决。赞成的79票,反对的86票。”
光绪皇帝虽非明君,这点政治嗅觉还是有的。光绪曾经颁给过杨锐一纸衣带诏,其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足见这位皇帝对于未来的态度已经相当悲观。尽管谭嗣同建议说可以拉拢袁世凯作为靠山,光绪仍旧心绪不安。他唯恐压在头上的“老佛爷”突然翻脸砸下来,让自己这一派全军覆没,于是便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连续召见袁世凯,极力笼络;一方面又下旨派康有为前往上海,名义上是督办《时务报》,其实是有意想让这位康圣人离开北京这个龙潭虎穴,留下维新派的一点骨血。康有为开始坚决不走,光绪皇帝再三催促,甚至在托林旭转交的密诏里都说出了“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这种露骨的话出来,可见局势之危急。
时任美国公使的是杨儒,这是一位晚清名臣,素以铮铮铁骨而著称。他后来转任俄罗斯、奥地利、荷兰三国公使,在与俄罗斯人谈判护(中东)路及东北问题时,拒绝在对中国不利的条约上签字,态度之硬,胜过西伯利亚的石头,最后把一盘败局生生掰和,自己却病死在彼得堡,算得上是条好汉。

按说一个区区师长,本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胆子。但吴佩孚不同,他身在要冲,手握重兵,万一把他惹恼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转身投了南方,那可不得了。光靠张敬尧那种只会烧杀抢掠的废物点心,可绝挡不住吴佩孚的虎狼之师。
深受鼓励的吴佩孚越战越勇,彻底放开了手,又连发数电,又是反对安福系操纵国会,又是要求先和谈再选总统,还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招招都打到皖系的七寸。段祺瑞唯一能作的,就是天天催曹锟去勒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曹锟能勒住早勒了。
这封电文的手笔出自黎元洪的秘书饶汉祥,此人事迹容后详叙。总之这份电报文笔斐然,废话连篇,绕来绕去中心思想只有一句:“张振武是坏人,请总统把他给杀了吧。”要说袁世凯也是够辛苦的,他堂堂一代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刻却作起了电报生的工作。这封电文差不多有600多字,而且全是加过密的,要逐字对照密码本翻译,其效率可想而知。何况袁平时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来练习译电,手法格外生疏。这一译,一直译到了次日清晨,才算是译完。梁士诒在外面都快困得不行了。
斯事已逝,现在回想当年电报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的种种故事,叫人不胜感慨,总觉得不回顾一二,未免可惜。本书并非学术研究,亦非史证考据,无非是以电报为纲目闲说几段故事、几则轶闻,凭吊几位古人,聊作纪念,读者识之。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比如他写火车:“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去美国观摩选举演讲后写道:“盘盘黄须虬,闪闪碧眼鹘。开口如悬河,滚滚浪不竭。”无不新奇清雅,贴切自然,至今读之仍值得玩味。更好玩的是咏轮船,他前面大写女子盼夫早归之思,虽有轮船火车犹嫌太慢,然后笔锋一转:“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汽球。”连热气球都入诗了,可谓是紧贴流行时尚——黄遵宪诗中的热气球指的是飞艇,要知道,那会儿人类第一艘飞艇法兰西号才面世不过三年功夫罢了。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一开始的时候,电报总局是“官本官办”,也就是说,是绝对的国资企业。但盛宣怀认为这样发展下去,对电报事业弊大于利。在津沪陆线竣工之后,他向李鸿章申请,将电报总局改为“官督商办”,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集商股。对于李鸿章的质疑,盛宣怀认为“中国兴造电线,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而其本则尤在厚利商民,力图久计”。意思是说电报虽然有传递军事情报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职能,然而它毕竟是商业化的产物,为了这项事业的长远发展,还是应该放到市场上去,让商人来管理和经营。应该说,盛宣怀的判断是准确的,也是超前于那个时代的。
后来飞鹰号的故事并未结束。辛亥革命后它曾参与护法运动,南下广州,遂被编入粤海军第四舰队,在与陈济棠的冲突时被飞机击沉,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空军击沉驱逐舰的记录。
他这一死,引起了不少惋惜。同月29日《顺天时报》的日本记者特意著文哀悼,有言说:“饶之文章为今日一般白话文学家所蔑视,实则词章本属国粹,饶已运化入神,何物狂徒,鄙弃国粹,有识者于饶之死不能不叹天之降眚于斯文也。”
四码电报影响至为深远,1926年王云五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正是沿用“四码电报”这一形式,四个数字表达一个汉字。但是王云五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汉字结构入手,让汉字和数字之间建立起了独特的联系。不知为什么,这种检字方式始终未应用在电报系统上,大概是考虑到汉字编码之间时有重复,不够牢靠的关系吧。
有人作过统计,1912年有案可查的民国通电已经有33次,1913年有40次,1917年有72次,1920年67次,1922年97次,1926年50次,1927年51次。搞得整个民国时代如同过年一样,热热闹闹,沸沸扬扬。
6月24日,张之洞致电列强驻上海领事,内称:“上海租借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由各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龚照瑗得知孙中山落脚沃里克小巷后,颇有些惊讶。如果仔细查看伦敦地图的话,就会发现孙中山这间公寓离中国使馆离的很近,他为何甘心住的离虎口如此之近呢?龚照瑗召集一批随员商议,最后他的侄子龚心湛分析说可能是因为孙中山本人也十分渴望了解国内情况和对自己的通缉声势,而想知道这一切,就必须要通过中国驻伦敦使馆。龚照瑗觉得言之有理,遂下令让使馆内工作人员都提高警惕。
所以钱钟书在《围城》里借董斜川之口评论说“东洋留学生捧苏曼殊,西洋留学生捧黄公度”,也是有道理的。相比起当时国内抱残守旧的那一班老学究,这种灵活脑筋不受西洋留学生欢迎才怪呐。
中国最早出现的中文电报编码,是一种所谓“四码法”。发明者已经不可考,最先把这种办法整理出来是在1873年,一个驻华的法国人威基杰参考《康熙字典》的部首排列方法,选了6800个汉字,编成《电报新书》,后来郑观应把这本书改编了一下,使之更适用于中文,增加了更多汉字,改名叫《电报新编》。从此这种“郑码”便成为中国电报长期以来一直采用的系统。
比如说,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二十七日,中法关系正在紧张的时候。李鸿章发给过总理衙门一封电报:“密廿六幼樵电告闽河口来法兵船三只鸿沁”,全文共有18字。幼樵指张佩纶,鸿指李鸿章,全电文的意思是,福建海境出现了法国来的三只军舰。
更早的时候,晚清另外一位大诗人戴启文也写过一首咏电报诗。他和黄遵宪立意不同,里面充满了国人第一次目睹电报功能的惊奇:“五岳穷云海澄练,纬地经天长一线,重洋万里纸鸢风,暗地机关人不见。”无论是黄遵宪,还是戴启文,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电报“一闪至君旁”、“重洋万里纸鸢风”的神奇特性,充满了赞叹和惊艳。诗人的想象力通过电报这种奇妙的工具而飞扬恣肆,别有一番境界。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迍邅。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维共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财用匮竭,弗事劝徕,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磬,野无青草,犹复养病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苟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觉我侠士雄夫,所怒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夫天道健乾,义惟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土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乾德精刚,宜充斥里闾,洋溢众庶,旁魄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降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以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饰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令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尽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民生,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复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吓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使巨蜿蜒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基,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媕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立,谥为国难,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权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三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斥。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以令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

段祺瑞千盼万盼,总算盼来了衡阳拍来一封电报,看完以后一口血差点没喷出来。

袁世凯本来已经被举国呼声搞得心力交瘁,众叛亲离,突然收到陈宦这封电报,成了骆驼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回想当年陈宦跪在地上向自己劝进的场景,当即被气得晕倒在地,醒来时口中喃喃道:“人心大变。”袁世凯对陈宦的通电这么愤怒,不是因为他反对其称帝。陈宦早就打过电报给他,劝他退位,他对陈宦的立场已有心理准备。袁世凯只是万万没想到,这个陈宦反就反吧,居然反得如此绝情。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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